1月18日晚，香港浸会大学荣休教授黄子平与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、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、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做客花城文学院，以“文学如何批评？当代意味着什么？”为主题，共同回溯文学批评的历史现场，探讨其在当下的价值与困境，并重新审视“当代性”的深刻内涵。
“批评曾是指挥棒，而非学院论文”
丛治辰回忆，与前辈批评家交流时，能感受到他们那种“自信文学批评价值与效用”的强烈气场，那时的批评能够直接有效地引领创作，小说家会认真阅读批评文章。
黄子平介绍，上世纪80年代，文学批评与文学社团活动紧密相连，带有鲜明的实践性和介入性。当时的批评有一种“草根”特质，与后来的“学院派”研究泾渭分明。“最好的诗歌评论是诗人自己写的，他们有自己的主张。而后来，许多本应关注同时代创作的同行者都继续深造了，反而失去了对活生生文学现场的感知能力。”
“很多西方现代哲学思想，首先是在文学批评界被应用和传播的。”谢有顺表示，上世纪80年代批评的辉煌，在于它不仅是文学的引领，更是思想的先声。那时的批评家个性鲜明，问题意识强烈，敢于说真话，充满讨论甚至争论的活力，构成了文学场域中最生动活泼的部分。“当下批评氛围的弱化，部分原因在于‘过度历史化’的倾向，使得现场对话变成居高临下的‘史学考察’。”
谢有顺呼吁，中文系应大胆改革，颠覆旧有观念，“中文系要大力培养作家，甚至允许学生以小说、诗歌等创作成果代替毕业论文，让创作与研究真正兼备。”
黄子平回顾了从京师大学堂以来，文学史研究如何逐渐压倒写作训练，成为中文教学主流的过程。其后果是，学生被沉重的文学史教材和必读书目压得喘不过气，却失去了对文学本身的感受力和创作的冲动。
丛治辰则以亲身教学为例，指出当前中文系学生普遍存在“感性缺失”的问题，他们善于背诵理论观点，却难以对具体文本产生鲜活的个人体验。
批评如摆渡，为读者与作品搭建桥梁
在对“当代性”的探讨中，黄子平指出，“当代”作为一个概念，其产生本身就意味着线性时间的断裂。“批评家所要承担的，是要在这个时候来应对这种断裂的危机，包括文学的危机甚至是文明的危机。当历史叙述出现问题时，恰恰需要文学的想象力和好奇心来厘清当下、追问未来。”
谢有顺认为，“当代”更是一种意识和精神。哪怕研究先秦，都要有当代意识——即研究者需吸纳最新思想，关怀当前问题，通过学术工作确认“我是谁”等问题。他尤为赞赏那些兼具当代眼光的古典文学研究者，如王国维借叔本华理论评《红楼梦》，陈寅恪在《柳如是别传》中寄寓对当代知识分子命运的深刻批判。
丛治辰进一步阐发，认为“当代”是一个折叠了所有历史时间的复杂概念。真正的“当代性”要求研究者具备渊博的学识，能与过去所有时代对话，并以当下的问题意识激活历史。他引用本雅明和阿甘本的观点，指出能够深入“当代”的，往往是那些与时代主流保持一定距离的“不合时宜者”，他们能更清晰地凝视时代的本质。而文学及其批评，正是实现这种凝视的重要方式。
黄子平对批评的功能仍抱有诗意的期许，文学是“想象力、好奇心和勇气”的综合，文学批评更应承担起言说的责任。谢有顺将批评视为一种写作，与小说、诗歌平等，其核心是“自我解读和自我阐释”，目的在于通过解读他人作品来了解自我和世界。丛治辰则将文学批评的工作比喻为摆渡人，即在读者与作品之间搭建理解的桥梁。
丛治辰总结道，“当代”是“一切不确定和一切生机勃勃的地方”，而文学批评正以其活泼的、未定型的特质，持续介入文学现场，参与着对“当代”的建构与言说。
南方+记者 戴雪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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